清明前那三周，我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的。

项目赶“4·15”的节点，组里六个人从三月中旬开始连轴转。我住得最远，反而走得最晚——因为回家也没事干，不如在这儿待着。

写字楼晚上十一点锁侧门，走之前要跟保安打招呼。值夜班的姓刘，五十来岁，河南人。最初几天我在门禁上按铃，他上来开门，一句话不说。后来他记住我了，听见电梯响就先把门打开，等我下来。

他的岗亭在大堂角落，一米多宽，里面有个电暖器和一个保温杯。杯子上印着“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”，漆掉了大半。

有天晚上十一点半，我经过的时候他问我，又加班啊。我说嗯。他说吃饭了没。我说吃了。他说吃点热的，别老吃面包。

我这才知道他看见我手里拎的袋子了。

第二天我下楼的时候，从包里拿了一盒牛奶放在他岗亭窗台上。他推了一下，说不要。我说我买多了。他收了，放桌上，没喝。

后来就成了习惯。我不每天都给，隔三差五。有时候是牛奶，有时候是两个橘子。他也不每次都说谢谢，只是我经过的时候会抬一下手。

三周里我们总共没说过二十句话。我知道他有个女儿在上大学，他知道我做软件的。其余的不清楚，也不问。

节点过后恢复正常，我十点前就走了。有天晚上九点经过大堂，他从岗亭里探出头，说今天这么早。我说项目完了。他说哦，那挺好。

加班那阵子，公司里没人问我吃没吃饭。问我的是个我不认识的人。

年底的时候我离职了。最后一天收拾东西下楼，他在岗亭里，我过去跟他告别。他说去哪儿？我说先歇一阵。他点点头，从桌上拿了个橘子递给我。

那个橘子我一直没吃，放在包里，后来压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