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中旬，我请了两天假，坐动车去了邻市。

请假是跟组长说的，在工位上，压低声音。我说家里有点事，得回去两天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行，把手上的活交代一下。他没问什么事。我准备好的那套说辞一句没用上。

我没告诉任何人真实原因，也没安排行程。前一天晚上订了张票，二等座，早上八点十七分。带了个背包，里面一件 T 恤、一个充电宝、牙刷。四十分钟就到了。

那座城不大，出站是条新修的马路，两边都是正在盖的楼。我没查攻略，出站以后随便挑了个方向走。

走了一整天。路过一个菜市场，进去转了半小时，看人讨价还价；路过一条老街，两边的店关了一半；路过一所中学，正好放学，学生从门口涌出来。没有熟人，没有必须回复的消息，连外卖都懒得点——饿了就在路边随便吃，中午一碗面，晚上两个包子。

晚上八点多我走到一个广场，边上有一圈长椅。有人在跳广场舞，音响放着很老的歌，大概三十来个人，动作不太齐。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看。

看到十点。散场的时候有个大姐路过我旁边，看了我一眼，大概是觉得一个人坐这么久有点奇怪。我没在意。

有些事在原地想不清楚，不是因为想得不够，是因为周围到处都是提醒你别动的东西。

住的旅馆在一栋老楼的五楼，一百二十八一晚，房间朝北，窗户对着别人家的空调外机，洗澡水流很小。我躺在床上，把辞职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，又推翻，再想一遍。

第二天下午坐在回程的动车上，看着窗外的田野往后退，忽然就想明白了。

其实我早就想明白了，只是一直不敢承认：我不是不知道该不该走，我是怕走了以后没有退路。存款够撑十一个月，这我算过；万一接不到活怎么办，这我没算过，也不敢算。

但那天在广场上坐着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，“没有退路”这件事，可能没我想的那么可怕。那些跳广场舞的人，大概也没谁给自己留着退路。

回去的第三天，我写了辞呈。落笔的时候手很稳，比我想象中稳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