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二十七，那年最后一天上班。下午没什么事，别人都走了，我没走，留下来清柜子。

我把工位里攒了三年的快递箱全扔了。

它们堆在柜子顶上，一层压一层，一共十九个，摞得快到天花板。我一直没动。理由是万一要寄东西，理由是留着装书。理由其实只有一个：懒得决定。

那天我踩着椅子把最上面那摞拽下来，灰扬了一屋子，呛得我咳了半天。灰还落进我刚泡的那杯茶里，那杯茶我没喝。

扔的时候才看清自己都留了什么：三根坏掉的充电线，接口还都不一样，我一根根试过，没有一根匹配我现在的设备；一沓过期的单据，最早的是二一年的房租收据，还有几张超市小票；两本没拆封的笔记本，塑封都在，是当时凑单买的；一只缺了口的杯子，缺口在杯沿，我早就不敢用了。

全都是"万一用得上"，可三年里一次也没用上。

有一件东西我犹豫了：一张二一年入职第一天拍的工牌照片，打印出来的，压在最底下。我拿在手里看了半分钟，还是扔了。

收拾屋子到最后，收拾的不是东西，是那些"万一"。把它们扔了，人才住得进去。

清空之后，柜顶空出一大块。我把绿萝挪上去，藤垂下来，正好挡住那片还没补的墙皮——是那年梅雨天掉的，房东补过一次，颜色比周围白一圈。屋子一下亮了。

我坐在椅子上看了很久。看手机的时候是五点四十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没开灯。

那年的账我还没算，辞呈也还没写，但那一刻我已经知道：第二年春天，我不会再续租了。房租三月到期，我在日历上标了三月一号，写了两个字：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