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那场雨下得很细，不是那种要打伞的雨，是那种走两步就觉得脸湿的。

那天改到第九版。客户下午四点发来消息，说再调一版看看，我把文件存成了"终版9"，关掉电脑出来。不是生气，是憋。

我站在办公楼后门的屋檐下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

她接得很快，响了一声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阵子她手机一直揣在外套口袋里。

我说妈，我挺好的。她说嗯，吃饭没。我说吃了。她说那边冷不冷。我说不冷。

三句话，中间空了几秒，那几秒里全是雨声，还有她那头的电视声。中间我爸咳了一声，她侧过头说了句什么，没对着话筒，我没听清。

我们都不擅长说长的。她不会问我工作顺不顺，我不会告诉她这个月改了九版稿子。我们只用"还行""吃了""不冷"这几个词，互相确认对方还好好的。

其实那天我有话要说。我想说妈，我可能要辞职了。话到了嘴边，绕了一圈，出口变成了"我挺好的"。

成年以后，和家里的电话越来越短，不是话少了，是能说的那部分，都被先挑出来咽下去了。

挂断后我看了一眼屏幕：两分四十七秒。

我又站了一会儿。雨没停，伞在包里，我没撑。站了大概六七分钟，鞋尖湿透了，脚趾头冰凉。手机屏幕暗下去，映出一张脸，看不大清，但还算平静，那就够了。

后来每次下雨我都会想起这通电话。它提醒我：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，有一半是打给别人听的。

还有一半是她听出来的。那年年底我回家，她一边择菜一边说：二月那天你声音不对。我说是吗。她说，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