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，我决定离开这座待了八年的城。

最先要处理的是书。三个书架，都是组装的板式书架，最矮的那个是刚工作时买的，一百二，另外两个是后来陆续添的。书塞得满满的，横着竖着摞，大概四百多本。

真正能带走的，只有十本。剩下的卖的卖，送的送，一部分寄回老家。

收书的是我在二手平台上找的，上门来称，五毛一斤。四百多本最后卖了六十多块，还不够他跑这一趟的油钱。他说没关系，顺路。

挑了整整两天。

第一遍选了三十本，凭印象，哪本看着眼熟拿哪本。第二遍砍到十八，标准变成“这本我以后还会再翻吗”。第三遍剩十二。最后两天我一本一本重新翻，看扉页上什么时候买的、在哪个城市、当时在想什么。

有几本扉页上写着日期和地名。二〇一八年，在这座城的第一个住处；二〇二一年，搬家那年买的，一次买了很多，因为当时觉得新家得有书。还有几本什么都没写，干干净净，我反而记得最清楚——那几本是在书店站了很久才决定买的。

带走的不是书，是买下它们的那几年。剩下的那些，我只是在还它们一个去处。

最后定下的十本里，有三本是我刚工作时买的，书页里还夹着当时的地铁票，票面五块，是那条还没有延伸的旧线。有两本是辞职前那个冬天买的，我到现在都没读完，带上是想着到了那边总有时间。

还有一本是很薄的诗集，扉页上有别人的名字，是我在旧书店买的，里面划了很多线。

打包那天我把那十本单独装了一个小箱子，用气泡膜裹了两层，外面贴上“易碎”。其实书不怕摔，我就是想让搬家的工人轻点放。

它们跟我上了南下的车，现在还在这边的书架上，最靠手的那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