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东京是夜里。航班落地十一点二十，过关加换卡，到住处已经一点半。办好入住，行李一扔，人却睡不着——身体还在南方的钟点上，脑子已经进了这座城的凌晨。

我躺了三个小时，一分钟没睡着。看手机是四点零六，干脆起来出门。

街上没人，只有便利店亮着，白得发蓝，比太阳起得还早。我住的那条巷口就有一家，走一分半钟。

我走进去买关东煮，热气一冒，眼镜就糊了。点什么全靠指，我指了指萝卜。

店员是个年轻男孩，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，看我愣着，改用手指了指萝卜，我点头，他就笑了。他大概十八九岁，围裙上别着个名牌，假名我看不懂。他笑完又说了一句，我猜是问要不要汤，我点头，他就多舀了一勺。

我端着纸杯站在窗边吃。纸杯很烫，我两只手换着端。萝卜是整块的，软，味道都进去了。

外面天开始泛灰，高楼之间挤进一点光。我看表是四点五十二——天亮那一刻比我想的慢得多。这座城醒得很慢，慢得像在给人留余地。

那半个多小时里进来了四个人：两个穿着工装，像是刚下夜班；一个穿西装，领带松着；还有一个跟我一样，什么也没买，站了一会儿又走了。谁都没说话。

我忽然不那么慌了——凌晨四点没地方去的人，原来不止我一个。

一座城的善意，常不在景点，在它肯为凌晨四点还醒着的人，留一盏灯、一锅热汤。

后来我在东京住了两个月。白天写稿，夜里逛，把陌生的街道一条条走成熟路。只是每次路过那家便利店，都要进去买个萝卜——它收留过我最生疏的一夜。

去得多了，那个男孩认得我了。后来我进门，他就往萝卜那边指一指，然后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