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李箱是前一晚收的。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说那边十度上下，我把薄外套塞进最底层，又拿出来，最后还是带上了。后来证明这个犹豫毫无必要——雪比我先到。

车过黄河的时候，窗外的颜色是慢慢退掉的。先是树还绿着，接着田里的秆子矮下去，再往北，屋檐和地埂连成一片灰白。同座的人把窗帘掀开一角看了一眼，说了句「下上了」，就把窗帘放下了。这一句比手机里任何一条提醒都准。

出站口的风是横着来的。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，不是看雪，是等自己缓过来。南方出来的那点体温还留在领口里，被风一抽就散了。行李箱的轮子在薄雪上压出两道印子，走几步回头看，已经填平了一半。

酒店前台的姑娘递给我一把伞，说这边雪湿，落身上就化，别撑着好看。我接过来，伞柄是凉的。房间暖气开得太足，半小时后玻璃上起了一层水，外面的路灯化成几团模糊的黄。我用手指在玻璃上划了一下，水痕又把字迹吃回去。

第二天开会，对方翻了两页材料，抬头笑说，你们南方来的吧，穿得薄。一屋子人都笑了。我也笑，手却在桌下把袖口往下拽了拽。这种时候人会格外在意自己是从哪儿来的，明明只是件衣服的事。

事情办得不算顺。要改的地方比我预想的多，对方一句「再想想」，把两天压成四天。晚上回到房间，我把材料摊在床上，一页一页翻，翻到后来只是发呆。窗外的雪落得很密，没有声音，这座城把所有动静都盖住了。

十点多下楼买热的。便利店门口有人在铲雪，铁锹刮着水泥地，一下一下，节奏比雪慢得多。我站在檐下等红灯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么铲的，先把门口清出一条能下脚的路，再回屋叫我。那时我觉得这是大人该做的事，现在才明白，那不过是不想让别人滑一跤。
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姐姐发来的：那边下雪没。一句话后面跟了个句号，没有多问。我回「下了，不大」，隔了半分钟又补一句「衣服够」。其实不够，但这两句话都不是说给天气听的。这些年问这句话的人换了一个，问法倒没怎么变。

出差最奇怪的地方在这儿：你被放进一座城，住一间不用记房号的屋子，用一张不用记名字的桌卡，几天后原样退出。冷是真实的，热饮是真实的，铲雪的人也是真实的，可它们都不属于你。你只是一段临时插进来的时间。

第三天下班早，我绕到站前那条街走了走。一家卖棉帽的小店把货摆到了门外，老板娘跺着脚，说这两天生意好，都是没带够衣服的人。我挑了一顶最普通的，戴上有点紧。付钱时她多塞了一副薄手套，说搭着卖，不值钱。

返程票改到那天下午。雪停了，天反而更冷，屋檐下挂着一排短冰棱，太阳照上去亮得刺眼。我把那件薄外套重新塞回箱底，压在帽子和手套上面。它这一趟没派上用场，倒像个证据，证明我出门前对远处的判断一直是错的。

车开动的时候，我看见站台上有人正往回走，缩着脖子，手里拎着塑料袋。雪水在地面上留了一层暗色，很快会被踩干。我想起姐姐那句「下雪没」，忽然觉得，被人惦记着的冷，跟自己一个人扛着的冷，不是同一种冷。前者可以回一句「衣服够」，后者只能把领子竖起来。

到家是夜里。开门先摸到暖气片，温的。我把帽子挂在玄关，手套塞进兜里忘了拿出来，过了几天才在洗衣机旁边看见。它还是那副搭着卖的样子，不值钱，但一直跟着回来了。